前车之鉴，通缩时代，日本中产勒紧裤腰带

1989年，沉醉于资产价格疯涨的日本人还没有意识到，一路向上的宏大叙事将以漫长而惨烈的衰退收场。

彼时，日本出口贸易繁荣，即使在美国多年打压之后，汽车与电子两大支柱产业依旧行销全球。

四年前的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年轻人消费进口商品的能力翻倍。同期的宽松货币政策，让日本房价/地价和民族主义信心一同膨胀。

虽然日本的国土面积只有美国的1/25，但当时不动产的价值却是美国的4倍，“半个东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的段子在街头巷尾热传。

哈佛教授傅高义的惊世之作《日本第一》已深入人心，本土右翼更是叫嚣《日本可以说不》，威胁美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甚至宣称日本会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终结美国的时代”。

1989年10月，日本国运昌隆的声势随着三菱地产以2000多亿日元巨资买下美国的国家象征——洛克菲勒中心，达到了顶峰。

随后，一切都在资产价格泥沙俱下的动荡中戛然而止。

一、大厦崩塌之后，如此生活30年

1970年出生的高桥先生那时候才刚考上东京大学。意气风发的他，以为等待自己的是和父辈们一样年年增长的高薪、温柔贤惠的妻子和幸福稳定的家庭。

这些都没有发生。

高桥先生的大半辈子都在萧条中度过。

1992年，从全日本最好的大学毕业后，他的年薪是500万日元（大约相当于40万人民币）；

2023年，终于涨到了560万日元（大约相当于28万人民币）。

虽然三十年工资没变化。但幸运的是，超市里的明星牌拉面1992年卖140日元，2023年还是卖140日元，对高桥先生这样没结婚没生孩子的单身族来说很友好。

高桥先生记得，90年代他的母亲还会买LV，但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已经不太买奢侈品，开始穿优衣库的摇粒绒外套。

三十多年后的令和年，随着日本终于走出长期通缩的噩梦，房价和股价都历史性地回到了90年代初的水平，以低欲望闻名的日本人终于再次开始买房、炒股了。

今年54岁的高桥先生很是感慨，东京现在比过去几年热闹了不少，涨价和消费欲望终于让他有了活在人间的感觉。

但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满腔抱负的东大毕业生。

高桥先生的经历，是日本中产阶层过去三十年遭遇的缩影。如果以宏观数据透视高桥先生的人生，大概是这样的：

在他的童年到青少年时期，日本经济已迅速从石油危机的打击中恢复。1974～1991， 日本GDP增速虽下台阶（区间内实际GDP增长率5.1%），但依然在发达国家中遥遥领先。

80年代中期，为了抵消海外贸易摩擦的影响，日本央行采取大幅宽松政策以提振内需，大量热钱涌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日本房价开始脱离经济基本面，加速泡沫化。1984～1991年，日本城市地价指数上涨了66.1%，而同期CPI涨幅只有12.6%。

高桥先生还在东大读书的1989年，意识到经济过热危险性的日本央行开始逆转政策，从当年5月起连续加息5次，把公定贴现率一路加到了6%，以刺破泡沫。同时，日本央行还大幅减少了货币供应。1990年，日本货币供应量增速跌到7.4%，1991年又骤降到了2.3%。

在高桥先生进入职场的1992年，日本货币供应量增速创下了-0.2%的历史最低纪录，同年日经指数跌破15000点，较最高点跌去六成，资产价格泡沫从之前的“技术性调整”变成了实质性崩溃，破产潮从房地产企业蔓延到了整个实体经济。

对日本企业而言，当时的困境在于，一方面无法从证券市场筹措到资金（股市正加速下跌），另一方面，由于央行的紧缩政策， 又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

不得已之下，企业只能选择减少投资、收缩用工，这又导致失业率抬升、工薪阶层收入锐减，消费萎缩。

最终，难以打破的负反馈循环出现，日本陷入了长达20年的通缩陷阱。

1990～1993年，日本GDP增速由4.9%大幅降至-0.5%，此后的二十多年里，经济增长基本停滞，日本企业“买下美国”的豪情已经烟消云散，转而奉行不计一切代价削减成本。

还记得买下洛克菲勒中心的三菱地产吗？1996年，在泡沫破裂后的财务压力下，三菱又把这座地标建筑卖回给了洛克菲勒家族，整个交易过程亏损约10亿美元。

即使2012年安倍经济学以“三支箭”的强力宽松政策，让日本摆脱长期通缩，日本企业仍然习惯于优先控制人力成本的薪酬制度。日本人的平均年收入水平长期在发达国家中排名垫底，还不如后发的韩国。

这也是为什么高桥先生三十年来工资基本没涨过。从1990到2020年的三十年里，日本平均工资仅增长4.4%，同期美国平均工资增长47.7%，英国增长44.2%，都是日本的十倍多。

二、从昭和企业战士到平成废宅

像高桥先生这样能凭东大学历获得正式工作的应届生，已属于那个时代的幸运儿。

日本学界如今把90年代初到00年代中期称为“就业冰河期”。

此间进入职场的毕业生，在读书时亲眼目睹了日本经济的腾飞，见证了索尼、东芝成为世界级的大公司。

但到他们自己毕业时，等待他们的，是泡沫的破裂、经济的滑坡和艰难的就业，职业生涯几乎完整地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整整一个世代的年轻人沦为“被国家抛弃的一代”。

1990年日本资产泡沫破裂初期，大学应届毕业新生的求人比率（职位空缺数/求职者数）为2.77，但随着企业利润下滑，经营策略也趋于保守，扩张步伐中止，劳动力需求出现了大幅收缩。

到1996年，大学应届毕业新生的求人比率已经急速下降到了0.6，日本大学生就业率也从81%的最高点下降至66%。

日本企业以终身雇佣制为主，如果应届生在毕业时没有找到正式工作、被迫接受派遣的非正式雇员身份，那么转正的几率会越来越小。根据日本官方的调查，25岁的男性临时工在5年后成为正式工的几率，只有41.7%。

非正式雇员不仅单位时间工资低，未来也没有上升渠道，而且没有奖金，退职时也无法享受退职金，处境很不稳定。

更多人连临时工作都找不到。

1992年至2002年的十年间，日本失业率快速上行，从2.1%攀升至5.4%，失业人数也从1990年的134万人增加至2002年的359万人。

1996年，由木村拓哉与山口智子主演《悠长假期》在富士电视台播出，讲述的是两个失意颓丧的年轻人彼此依偎的故事，拿下29.6%的收视率，成为载入史册的现象级日剧之一。

片名《悠长假期》的意思是，“在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的时候，就当是上天赐予的一个长假”。

但现实并不像纯爱日剧那样浪漫。上天赐予的悠长假期，可能痛苦且看不到尽头。

就业冰河期“被国家抛弃的一代”在屡屡碰壁中感到麻木，对企业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不再努力，也不再追求恋爱、婚姻、生育乃至人际关系，在一事无成的挫败中逐渐老去……

2019年5月，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一名51岁男子用料理刀在一个公交车站行凶，砍死2人，砍伤18人，其中包括十几名学童，随后自尽。

这起事件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事后媒体发现，凶手是一名长期失业在家，闭门不出的家里蹲，住在叔叔家里，事发前曾多次申领救济金，但被拒绝。

一位受媒体采访的“家里蹲”沮丧地说：“我知道自己无路可走，最好的选择是逃避。”

漫长的衰退磨平了日本年轻人的棱角。那个曾经打满鸡血、自居亚洲领导者的日本已经远去，倡导能力主义、为公司奉献青春的昭和企业战士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不结婚、不生子、蹲在家里打游戏的平成废宅。

三、除了勒紧裤腰带，中产别无选择

昭和年代，日本在二战后的废墟上重建。凭借出口立国的产业政策在60年代迅速崛起，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随着城市化率和生产效率的提升，普通日本民众在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资产泡沫破裂时，日本已是全球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

60到80年代，日本坊间一度流传“一亿总中流”的说法，意思是日本社会结构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根据日本政府1973年的“国民生活舆论调查”，日本90.2%的国民认为自家的生活水平属“中等”。

这些涵盖绝大多数人口的中产阶层，成为支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但所谓一亿总中流，在资产价格崩塌的过程中受伤颇深。

资产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增长动能放缓，经济增速的中枢也较1990年代之前明显下滑。

从1960到1990年，日本人均可支配收入由45.18万日元增长到了300万日元，翻了六倍多。

但随着泡沫时期企业用工的收缩，日本居民收入增长陷入停滞。到2018年，日本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50万日元，在接近30年的时间里一直原地踏步。

在21世纪初，虽然日本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年薪400万日元以上的中产人数比90年代初下降了400多万人，低薪群体则增加了400多万，整个社会的财富和消费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

从家庭收入来看，据日本经济财政白皮书，2019年日本家庭收入中间值为374万日元，比1994年缩水1/4。

股市的打击更让人唏嘘。

1989年底，日经指数在泡沫经济的尾声中冲上38957.44点，当时日本家庭以证券（股票、债券和基金等）形式持有的金融资产占比超过30%。

没人能想到，日经指数再回到当时的点位，需要等待34年。

1990年3月，日经指数跌破3万点，1992年3月跌破2万点，2002年1月，日经失守1万点关口。

虽然日股最近几年已经回暖，然而资产价格长时间持续下跌带来的疤痕效应已经耗光了普通人对本国股市的信心。截至2022年底，日本家庭以证券形式持有的家庭金融资产不到20%。

1980年代以来由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推动的财富效应土崩瓦解之后，日本家庭对于未来收入、就业乃至资产价格都有着强烈的不安感，更倾向于增加储蓄来应对不时之需。

据日本总务省2021年家庭收支调查，日本两人以上家庭的消费支出仅实际增长0.7％。而平均储蓄率则高达34.2％，连续两年保持在35％左右的高位（即使利率基本为0）。相比之下，美国的储蓄率仅不到20%。

日本人对物价的敏感性也同步上升，消费者会习惯性地寻找替代品，让企业不敢单方面涨价，工资增长也由此冻结。

华创证券张瑜老师曾总结过，当一个人在亏家底的时候，消费倾向和消费意愿很难有明显改善——所有的必选都可以变成可选，所有的可选都可以不买，所有的必买都可以买得更便宜一些。

泡沫时代，钟情爱马仕和LV的“一亿总中流”，在繁华消逝后爱上了便利店和优衣库。

回看日本的消费降级叙事，中间并没有类似拼多多惠及农民和低收入群体的美好故事可以讲，而更接近中产从原本的生活里一点点滑落的悲歌。

以饮食为例，收入增长停滞打击了日本居民外出就餐的积极性，不婚不育的单身族和垂垂老矣的银发族对吃也没那么讲究。

据日本食品服务协会，日本居民外食率在1997年达到顶峰，约为40%，而后便一路下跌。

消费长期趋势的转变下，商超渠道受到挤压，只有便利店保持年复合双位数的增长。

2012年，日本便利店数量突破5万家，饭团、便当、杯面、炸物等预制食品贡献了营收的大头。曾经在商业广告里自居“世界上口味最精细的民族”，开始接受“冷冻食品和预制菜也很好”。

除了勒紧裤腰带，中产别无选择。

四、平成寓言

2001年上映的宫崎骏代表作《千与千寻》，开篇第一个场景是千寻的父母为了走捷径而迷路，走进了一片已经被荒弃的、泡沫时代遗留下来的游乐场。

整部电影是一则悲伤的平成寓言：不顾千寻劝阻的父母在迷宫世界肆意享用供奉神明的饭菜，最后变成了猪。暗喻享受了纸醉金迷的泡沫时代的一辈人，最终因为贪婪迎来了残暴的结局，还把国家拖入了深渊。

但除了贪婪这样的道德判断，更需要看到的是当年日本当局在决策上的失败。

90年代初，面对泡沫破裂的严重局面，日本当局最初的反应是麻木和瘫痪，一方面担忧救市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也担心政策宽松力度过大会不会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卷土重来。

迟疑之下，财政和金融政策错失了最佳救助时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早前金融系统积累的不良债权问题开始随着企业破产潮集中爆发，并严重冲击了实体经济，彻底摧毁了复苏的可能性。

最终，保持战略定力让日本经济陷入长达数十年的长期停滞中。

凭借对大萧条的深入研究拿下2022年诺奖的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深知战略定力的后果：经济学中有所谓节俭悖论，当债务上升或收入下降时，个体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但如果大家都开始减少消费，社会就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收入会进一步下降，负反馈循环将不断持续下去。

伯南克认为，这种时刻，央行必须比平时更先发制人、更主动积极地开启宽松政策。

2008年，同样经历严重地产泡沫的美国，由于救助果断及时，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从危机中恢复。

所以，如果日本过去的教训能告诉我们什么，那就是，必须以压倒性的力量毫不拖延地应对通缩。

否则，萧条时期的防御性行为会变成根深蒂固的习惯。即使2013年后日本家庭收入已经回升，但节俭消费已经刻在了日本人的DNA里。一代人在拮据和停滞的生活中变得麻木冷感，丧失了向上的心气。

国家走过的一段弯路，可能是一代人的一生。54岁这年终于又见到日本经济东山再起的高桥先生深知，这不是寓言，而是他所经历的历史。

本文来自公众号：成竹海外，作者：Z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