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国人口数经历了意外大跌——出生人口进一步减少至902万人（比2022年少54万人），死亡人口进一步增加至1110万人（比2022年多69万）。今年中国全国“两会”上人口问题带来的老龄化危机，也变为热点话题——比如有政协委员认为，农村老龄化严重且没有社会保障，亟待改善；有官员提到解决养老资金来源难题，以及养老机构床位紧张。
在中国，对老龄化的担忧并不新鲜，但是2023年出生人口急剧缩减，使这场养老危机变得触手可及。受访专家表示，2050年，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迎来一场老龄化危机，每个老年人只有1.5个劳动力供养，两方都面临沉重的负担。
看到这一点，也有专家呼吁，应该尽早采取措施，延迟退休，增加养老金来源，鼓励生育等；悲观者则认为，这场改变无法避免，只能尽可能地减缓冲击。
“灰犀牛”——2050年养老危机中国出生人口的断崖式下滑，非常突然。
进入本世纪，中国人口增速相对平稳，2010-2020年中国增加了7206万人，2000-2010中国则增加了7390万人，平均每年在700多万的水平。
随后则开始大幅波动——2012、2013年中国新增人口660万左右，此后“单独二孩”政策后，2014年小幅攀升到710万左右，2015年又降为680万，随即放开“全面二孩”政策，2016年新增人口超过800万，2017年也有737万左右。
最近五年，人口开始缓跌到急跌的过程——2018年和2019年，新增人口急速放缓，仅为530万和467万左右；2020年、2021年跌幅进一步加大204万人和48万人；2022年进入“人口萎缩时代”，减少85万人，舆论哗然。
没想到的是，2023年，跌幅进一步加深至208万人。这种程度的急跌，使各个机构的预测失去准头。
2021年时，中国社科院预估人口将从2027年开始收缩。世界银行则认为中国2029年人口开始负增长；即便最悲观的《经济学人》智库，也预测人口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峰值。实际情况比这些预测来得更早，程度更深。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研究员易富贤向BBC中文表示，“这个数据揭示了一个必然会到来的危机”——
·2023年仅出生了900万人，到2050年，他们27岁，正是成家立业的年纪；
·而2050年时出生在19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人满60岁，开始退休，而这一批人正好是中国第三次生育高峰，每年出生最高达2500万人之多，那几年老龄化危机会突然加深。
“经济危机比你想象中要花更长时间才会到来，然而一旦到来，发生的速度比你想象中快得多。”美国经济学家多恩布什（Rudi Dornbusch）如此形容1994年的墨西哥经济危机。
由于之后多次经济危机都符合这种“漫长酝酿，一夜爆发”的特征，后世称其为“多恩布什法则”。
22年后，学者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出版《灰犀牛》，书中引用“多恩布什法则”，提出“灰犀牛”的概念，形容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中国早已把应对老龄化列为国策，是这个国家面临的“灰犀牛”之一。而讽刺的是，“灰犀牛”是指发生危机的风险显而易见，但是由于不作为、少作为或束手无策，直到犀牛冲至眼前，任何补救已来不及，最终被撞翻在地。
老年危机的经济后果学者们对中国在2050年的人口图景进行了描述：
易富贤测算，2035年左右中国人口将迎来第一个分水岭，此前中国的人口仍然比美国年轻，之后老龄化程度超过美国，到2050年中国将迎来老龄化危机。
2020年每个中国老人有5个劳动力供养；到2050年，中国每个老人仅有1.5个劳动力供养。而同期老龄化较重的英国还能有2.4个。
美国布鲁金斯中国经济资深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 向BBC中文表示，中国出生人口下降的同时，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则将急剧增加，其中85岁以上人口增速更快，因此到2050年左右，中国高龄老人数量将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总和。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在劳动力大幅减少的情况下，花费更多的资源来照顾老人。
换言之，老龄化就像一个经济体的慢性病，干活的青壮年占比越来越小，需要全社会供养的老年人占比越来越多，造成养老金缺口扩大，社会负担沉重，那么年轻人自己生活已经不容易，就更不愿意生孩子，再加上老年人相对不愿消费，经济活力减弱，社会陷入恶性循环。
易富贤的比喻更为直白，他认为，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是谁执政，执政水平怎么样，都是做面包的技术问题，而人口问题意味着压根没有面粉，何谈面包？
迟迟不来的延迟退休如果不能跟本性地扭转这一问题，有什么政策可以缓解？
杜大伟认为，中国确实没什么办法来改变这种人口状况，增加生育率的措施效果一般，中国也不具备接收大规模移民的条件，不过目前的退休年龄比较低，还有提升的空间。
目前中国的退休制度下，男性年满60岁，女干部年满55岁、女工人年满50岁退休；从事井下、高温、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的男性，退休年龄在55周岁。
该政策始于1951年2月23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当时中国的人均寿命还不足50岁。1978年国务院再次发文予以确认，一直沿用至今。
易富贤称，当时中国的年龄中位数只有20多岁，非常年轻，一个老年人对应劳动力达到11个；但现在已经大为不同，年龄中位数达到43岁，2035年更要到49岁。
延迟退休已经在中国官方文件中反复出现——习近平曾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表示，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十四五”规划中也提到，“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而且一改此前文件中的“研究”为“实施”。
然而距离“延迟退休”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件（“十二五”规划）已经过去12年，该政策迟迟没有落地。
易富贤认为，中国政府面临一个两难问题，如果现在就延迟退休，那么本来已经严重的就业问题就会雪上加霜；但是如果不延迟退休，那么越往后问题越严重，如果延迟的幅度过大，引起的民意反弹也会非常大。比如英国和法国，都爆发了百万人大游行，甚至骚乱。
养老金困境延迟退休还面临一重压力，就是养老金。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预测，养老金收不抵支会出现在2028年，并在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此时离2050年更深重的老龄化危机还有15年。而且早在2016年，黑龙江的养老保险就已经耗尽累计结余，难以为继。
其中颇受诟病的还有养老金“双轨制”问题，即企业职工在职期间要向社保缴费，退休后养老金待遇与缴费水平挂钩。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在职期间不需要缴费，退休费就是自己退休时工资的80-90%，还有一定的退休补贴。
这种不同导致收入相近的两个人，仅仅因为一个在“体制内”，一个在“体制外”而面临养老待遇的巨大差距。不过，2024年，“双轨制”将被取消，正式“并轨”。
此外，目前中国养老金与GDP之比为10%左右，远低于其他国家，急需补充。中国政府还在2022年4月提出建立养老保险“三大支柱”的制度：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但这些政策能否及时补充养老金的缺口，还有待观察。
位于北京的安邦智库向BBC中文表示，比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更麻烦的是，中国是在发展中经济体阶段进入的老龄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未富先老”。由于国家和社会的财富积累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为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所做的准备不足。
“包括老龄化在内的人口问题，将成为中国发展最大的远期风险。人口变化趋势具有强大的惯性，而且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不是短期政策调整就能改变的，不夸张地说，老龄化危机将会影响未来中国的国运，我们需要做好应对这场大潮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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