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满十周年——2013年中国“两会”上习近平正式成为国家主席，当年9月他到访中亚第一大国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并在10月于印尼国会演讲时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当年11月，“一带一路”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被确立为中国国家战略，成为中国新领导人雄心勃勃的“大国外交”战略的核心支柱。
当时很少人能预估到这个崭新的计划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多少改变，伴随着多少争议。
展望下个十年，中国是否还会将“一带一路”雄心勃勃地推行下去，还是会适时调整，从而适应紧张的地缘战略关系，以及不断放缓的国内经济？
为什么要搞“一带一路”？从时机来看，习近平上台仅仅几个月，就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并在之后的各种大政方针中反复提及，成为他执政时代最具标志性的政策之一。
“这种大政策不是谁一拍脑袋就决定的，跟中国宏大的经济背景有关系。”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表示，中国政府高层实行民主集中制，大的政策经过一层层地酝酿、催化、讨论，再到执行，周期较长。
陈功认为，“一带一路”发轫于胡锦涛时代，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同时出现消化不良的现象，比如产能过剩、库存积压、金融问题，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
“当时决策者就向外看，把中国的产能向全球稀释，把压力释放出去，还可能形成金融货币联盟，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很多好处。”陈功称，应该说目的就是让中国经济继续均衡、平稳地运行下去，把高速增长的态势继续延长三五年，甚至七八年。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也有不同意见。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梁亚滨曾向BBC中文表示，它不是简单地输出落后产能——这在当今“非殖民化”的时代事实上也根本不可能做到，更不是“赔本卖吆喝”——当国际慈善家。
梁亚滨称，“一带一路”倡议不再是单纯的资本输出和商品交换，而是依托基础设施建设为新型经济奠定基础，打破地缘政治上高风险国家中普遍存在的贫穷与动荡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动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打造更加扁平与民主的全球权力与财富分配结构。”梁亚滨总结。
“一带一路”成功了吗？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初，有媒体将其称之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十年之后，仅从从数据上来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截至今年6月，152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与他们的贸易额从2013年的1万亿美元，增长到2万亿美元。中国对这些国家总共投资了3000多个项目，非金融类投资达到7859亿元，其中大部分变成了当地的港口、铁路、桥梁、工业园区。
有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开展之处，出乎意料的好；到了后期，出乎意料的糟。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在其讲座中概括，2013年刚提出“一带一路”时，全球化正处在高潮，一下子受到了大部分国家欢迎，亚投行还有大批西方国家加入，形势是出乎意料的好。
但是随着疫情后世界经济的衰退和中美关系恶化，全球供应链破碎，“一带一路”面临很大负面影响。
但黄仁伟反而认为，“特别是在疫情和脱钩的情况下，我把‘一带一路’叫做第二战场，第二战场的贸易形势好于第一战场（发达国家的贸易）。”
152个国家中，有的也得到跨越发展的机会。比如老挝，作为东南亚最穷国之一，对外联通能力极为有限，与中国毗邻处地形陡峭，修建铁路的桥隧比高，难度极大。
2021年底，在中国在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下，一条总长逾1000公里的铁路正式通车，连接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从万象到中老边境缩短至3小时，到昆明可以实现“朝发夕至”。中国还计划在未来将该铁路延伸到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对于这条铁路，泰国瓦莱岚大学（Walailak University）政治学者特林·艾亚拉（Trin Aiyara）在公开场合表示，它不仅将老挝与世界接轨，沿线土地也将获得城市化机会，特别是在与中国或其他国家接壤的边境地区，对于贫弱的老挝而言，这将可以提振其国内经济。
类似的项目有不少，比如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肯尼亚的蒙内铁路，莫桑比克的马普托大桥，塞内加尔竞技摔跤场等等。
对于中国而言，成功之处也体现在外交上。陈功表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外交也改变了，全球各国都在跟中国谈项目，以前中国在国际上声量很小，现在无论在哪里，翻开新闻，中国存在感都极强，影响极大，很多国家了解中国的欲望很强，这与“一带一路”分不开。
“一带一路”失败了吗？“可以大致判断，失败了。至于在多大程度上失败了，可以讨论。”陈功认为，后续发展与原来想法差别太大了，从中国国内来看，一开始各个地方政府都规划融入到“一带一路”中去，“但现在谁还提？都成为央企的基建项目了。”
对于深度参与“一带一路”的一些国家而言，痛感甚至来得更强。
疫情之后，国际经济转差，而发展中国家尤甚，债务压力陡增。这个时候，他们发现欠中国的外债中商业性援助规模较大，利率更高。再加上美联储大幅加息，使融资成本高涨；再加上自身的财政管理制度欠缺——四个因素叠加，不少发展中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面临债务偿付危机，并要求进行债务重组谈判，而坐在谈判桌对面的，往往是中国。
还以老挝举例，中老铁路耗资59亿美元，约占老挝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60%的资金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剩余的40%被转化为项目股份，老挝方面需要投入7.3亿美元的等值现金（其中4.8亿美元是从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
老挝总计将背负超过14亿美元的债务。而该国的GDP不足200亿美元。
钾肥矿产是老挝为数不多的利润来源，其收益将被用来支持这笔巨额贷款。到了2020年9月，破产边缘的老挝向中国出售了一项重要资产，以6亿美元的价格交出部分能源网络，以寻求中国债权人的债务减免。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铁路开始运营之前。
类似的争议还发生在斯里兰卡。法新社报道称，没有交通跟进的全新国际机场、闲置的会议中心和移交给中国公司的深水港，这些巨大的投资都增加了斯里兰卡的外债，而这其中至少有10%是来自北京方面的合同。
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希腊等很多国家都面临类似困境，因此，欧美国家从政府到舆论，一再批评“一带一路”是中国设置的“债务陷阱”。
对于中国而言，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并不是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坏账——过去十年发生了一个历史性转折，中国首次成为世界最大债主。
1980年代的头五年，美国在全球债权国中占比约为27.5%，中国为2.1%；到了2016-2021的五年，美国占比降至2.4%，中国则飙升至30.4%。
疫情袭来后，这些国家纷纷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债权国进行债务减免。
陈功表示，现在中国国内对于债务减免的不满非常明显和强烈，中国政府不可能视而不见这种强大的内部压力。此外，中国政府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同样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国内还有沉重的地方政府债务。
一位旅居美国的中国智库人士向BBC中文表示，导致这些失败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支持不了这种全球性的大规模计划。
“政治体制相对来说是比较保守，比较封闭的、向心的一种制度体系，这种制度的体系应对不了全球性的布局，应对不了全球性的这些供应商。”上述人士称。
“一带一路”背后的政治博弈美国克林顿总统时期的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曾表示，“现在世界在平行运行的默契就是，西方在做自己的事情，中国在做它自己的事情。那些得到中国资助的国家在按照中国的方式做事；我们支持的国家在按照我们的方式做事。”
但当这两个平行运行的体系不断交叉，这种默契就变得极为脆弱。
德国前外交部长加布里尔在离任前的演讲中警告，中国在利用“一带一路”的投资来宣扬一套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体系。
他说：“修建一条新丝绸之路的倡议，并不像有些德国人认为的那样，是对马可波罗的感性回想。其实，这是要按照中国的利益全面重塑这个世界。”
“这不只是经济。中国在发展一个全面的、不同于西方的体系。与我们的制度不同，这个制度不是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基础的。”
加布里尔所说的西方体系，指的是二战后建立的一套规则体系（rule-based），保障弱国的权利，保障个人的权利。
二战的惨烈结果使战胜者决定建立一套规则体系（rule-based），保障弱国的权利，保障个人的权利。比如世界银行、IMF、WTO，再到联合国，都是这一思想指导下的产物。
但是，近80年来的一大变量则是中国快速崛起。中国崛起前，源于自身实力不够，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但中国崛起后，开始产生冲动，希望寻求符合自身利益的秩序安排。
那么中国想要什么样的世界秩序？习近平希望改变世界秩序，使其更适合威权统治者生存。
具体而言，中国并不打算使其他国家变得更像中国，而是希望建立一种“介入更少”的国际体系，使一个主权政府不必屈从于其他国家对于人权的定义。中国经常说“互不干涉”“相互尊重”都是基于这一原则，简而言之就是“主权优先”，而非“人权优先”。
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拓展双边关系，获得支持者。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对人权状况的不关心，受到很多不喜欢美式国际体系的国家的青睐。
《经济学人》评价认为，中国把“一带一路”倡议变为拓展这种双边关系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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